✿花吉的胡想聯翩

前言

  第一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如賴和、陳虛谷、楊雲萍、楊守愚等，有比較豐富的漢文修養，都能寫非常好的漢詩，他們身歷中、日政權，新、舊文化的洗禮，內心有更多矛盾糾葛，既心懷祖國，又抨擊傳統陋習；既嚮往文明，又對現代性背後的殖民意圖抱有戒心。

  中國的同時代新知識份子如魯迅等，雖也學兼中西，但對於幼學啟蒙的舊知識舊傳統，卻沒有如賴和等人的眷戀或珍視，而採取批判態度，主張徹底揚棄，全盤西化，是較多的新知識份子，較少的舊文人。然而殖民地台灣的情況更為複雜，賴和被王詩琅評為「具有濃厚的封建文人的氣質」(註1)，不是貶詞，而是「現代化」由殖民者帶來，藉以拱衛其政權的正當與進步。台灣的第一代知識份子距離割讓未遠，在漢學「先入為主」的基礎上，等於只受了「一半」殖民教育。他們警惕於「殖民」與「進步」的裙帶關係，識破「進步」為殖民者的利器，因此對所謂現代化的態度十分謹慎小心。

  值得玩味的是，賴和抨擊最力的焦點，不是魯迅所謂難以開化的「看客」、「庸眾」，賴和雖也對指出島民不知反抗的性格，另一方面卻也提到文協成員的侷限——若說啟蒙者是老師，群眾是學生，群眾之所以難以啟蒙，魯迅歸咎於學生的劣根性，而賴和則認為老師本身也有不足。相較之下，賴和的省察能力更強，不僅及於下階層民眾，也及於在上以啟蒙為己任的新知識份子。

  賴和是第一代知識份子的標竿人物，既傳統又現代，既「啟蒙」又「懷舊」，表現出身為一位殖民地知識份子的矛盾心境。〈一桿「稱仔」〉是賴和最為人所知的小說，這是一個時代縮影，本文將聚焦在「認知」與「行動」，藉以瞭解一個變遷的大時代中知識份子的理念以及對自身期望。

一、時事啟發：二林事件

    賴和很早就參與社會文化運動，大正10年（1921年）10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，賴和被選為理事。大正12年12月因投入文化協會的活動，在「治警事件」中第一次入獄。然而對他的新文學創作有決定性影響的，則是發生在彰化的二林蔗農事件。

    自漢人最後一次大規模武裝抗日的西來庵事件後，二林事件是第一次大型社會抗爭。大正14年（1925年），彰化北斗郡下的二林等四庄成立二林蔗農組合，抗議林本源製糖會社的壓榨剝削，受到警察鎮壓，幹部遭毆打、判刑。受此事件影響，各地紛紛成立地方性的農民組合。1926年6月，在農民運動的活躍份子，如簡吉等人的奔走之下，組成了全島性的「台灣農民組合」。1931年因農民組合的幹部大部份入獄，抗爭漸漸趨於平息。

    陳萬益認為〈一桿「稱仔」〉的創作可能直接受到二林事件的啟示(註2)。賴和當時32歲，受到二林事件激發，於當年十二月發表他的第一首新詩〈覺悟下的犧牲——寄二林的同志〉，稱之以「同志」，表示認同與鼓勵之意，以此開始他台灣新文學的創作事業。詩題「覺悟下的犧牲」今日看來仍是極強而有力的警句，讚頌弱者的覺悟與犧牲的光榮。

    「覺悟」一詞，可視為1920年代台灣啟蒙知識分子面對殖民壓迫所提出的口號(註3)。賴和這樣的意識是一以貫之的，如1924年〈飲酒〉詩的結尾句「頭顱換得自由身，始是人間一個人」，雖是舊詩，其思想觀念卻是全新的。

    二林事件隔年，賴和寫下〈一桿「稱仔」〉，小說中漫長的鋪陳，為的是呈現清楚詳細的「覺悟過程」，結尾則以秦得參「他已懷抱著最後的覺悟」，作出殺警的玉石俱焚行動。警民對抗的主題，以及警察惡劣的形象，在賴和筆下屢見不鮮，其他的小說如〈不如意的過年〉、〈辱！？〉、〈惹事〉等均是，因為警察是殖民統治不公不義的代表與象徵。

　　　從小說創作的歷程來看，〈一桿「稱仔」〉毫無疑義的是賴和啟蒙腳色最自信、最清晰有力的展示。主人公秦得參具有知識階級銳利的現實觀照與思辨能力，同時又具有勞動階級絕決的行動能力，因此成為賴和「覺悟下的犧牲」的抗議英雄的典型。(註4)

    秦得參堪稱「兼具知識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優質性格的人物」(註5)，這樣完滿的人物，甚至在賴和的所有小說中都是獨一無二的。之後知識份子的筆尖和舌頭愈來愈無力，而勞動階級則愈來愈習於隱忍認命。若不願犧牲，這樣的知識份子光說不練，不足以號召群眾；而群眾雖廣大，若缺乏覺悟，只能當任人宰割的殖民地順民。作為有志向、有作為的知識份子，更應該走入民間，喚醒民眾，這便是賴和等第一代知識份子自認責無旁貸的「啟蒙」使命。

二、靈感來源：法朗士〈克拉格比〉

    〈一桿「稱仔」〉的後記中，賴和自述其創作的靈感來源：

　　　這一幕悲劇，看過好久，每欲描寫出來，但一經回憶，總被悲哀填滿了腦袋，不能著筆。近日看到法朗士的〈克拉格比〉才覺得這樣事，不一定在未開的國裡，凡強權行使的地上，總會發生，遂不顧文字的陋拙，就寫出來給文家批判。十二月四夜記。

    法國小說家阿納托爾．法朗士（Anatole France，1844－1924），192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。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發生懷疑，政治傾向漸漸左傾，後來加入法國共產黨。其短篇小說〈克拉格比〉（或譯〈克蘭比爾〉）以人道主義立場，批評社會不公。克拉格比是個賣菜的小販，有天他正和一位顧客討價還價、等候對方付錢時，警察要他把菜攤推走而與發生爭執，他被指控罵警察「該死的母牛」，即使克拉格比否認、也有人證可證明他的清白，法庭仍判他有罪。克拉格比出獄後繼續賣菜生意，可是街坊知道他曾入獄，以為他是壞人，不再買他的菜，更嘲笑排斥他，導致他自暴自棄，最後身無分文流落街頭。他想入獄總比挨餓受凍好，因此故意去罵警察「該死的母牛」，卻碰到一個好脾氣的警察，不予追究，最後克拉格比低著頭、冒著雨，向黑夜的深處走去。

    克拉格比因等著收賣菜的錢而「妨礙交通、勸導不聽」，警察卻不以他真正的違規行為來裁罰他，反而將他喃喃抱怨硬是聽作一句侮辱的粗話「該死的母牛！」。後來在法庭上，即使一個有名望的學者出面作證克拉格比並沒有罵這句話，然而該名警察竟能當事者兼證人，理所當然做出不利克拉格比的陳述。而且，代表法律權威的警察，與代表道德勇氣與良心的學者，在兩個證人證詞不同的情況下，警察的說法獲得採信。

    可以想見，克拉格比出身低微，不具備「學養」、沒有辯才、在這樣的場合本就使他又敬畏又驚懼，加上身處法庭上菁英式的繁瑣專業術語，以「語境」創造出的壓迫感，讓他無力為自己辯解，乃至於一句話都說不出。克拉格比的語言相應於他的社會身份，社會的弱勢者也必定是語言弱勢者。

     如此窘境亦是秦得參所面對的。秦得參和克拉格比一樣是個菜販，面對法官的詰問，秦得參只能三呼「冤枉啊！」，語言貧乏完全無法申辯，典型鄉下老實人的反應。最後法官便以「刑警的報告，總沒有錯」為判決根據，判處秦得參違犯度量衡規則。

    法律，是統治者的工具與玩具，既是統治人民的工具，也是可以任意解釋、玩弄條文的玩具，執法者（警察）與官方（法官）是共謀關係，弱勢者不但得不到法律的保護，反而因法律而受到迫害。賴和因閱讀〈克拉格比〉，覺悟到強權壓迫弱小的普遍性。但是，以台灣的情況來說又不只如此，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，更有殖民主義入侵後，挾法治、文明等「進步」的文化名目，來進行殖民擴張的真面目。法律加諸於人民之上的，兼有階級與民族的雙重壓迫意義，是加倍的沉重。

    這也就是為什麼賴和筆下的菜販秦得參，比起法朗士筆下的菜販克拉格比，必須更激烈的抗爭到底。克拉格比最後故意去罵警察，希望吃牢飯來解除生活的困境，卻遇到一個冷靜、寬宏的警察原諒了他。克拉格比落拓的背影，走向「沒有光的所在」，無疑演示了人生的諷刺及荒謬，卻削弱了社會批判的意味，結尾的「好警察」，洗白了警察的形象，使警察從階級或統治者「打手」的角色脫鉤，整篇小說因而比較偏向個人悲劇的主題。而秦得參不惜同歸於盡，就不只是秦得參個人的悲劇命運，而是正如秦得參所浩歎「這是什麼世間？」的社會普遍問題。

    根據賴和紀念館寫在筆記簿上的手稿，結尾少掉已刊的最後一行文字：「同時，市上亦盛傳著，一個夜巡的警吏，被殺在道上。」，也就是殺警乃後加文字，因此也就更突出賴和的創作意圖(註6)。由此可知，賴和添上殺警的安排，應該是經過深思之後的刻意為之，其中大有深意。檢視文本，如果小說止於「只『銀紙』備辦在，別的什麼都沒有。」，秦得參將成為悲觀絕望的自殺者，這樣的寫法模糊而安全，這不是賴和想要的。他希望塑造一個明確、堅定的烈士形象，鼓舞人民「勇士當為義鬥爭」，勇於覺醒、反抗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敢於寫得如此激烈露骨，無疑需要相當大的膽識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，可以想見賴和寫作此文，已做好面對不良後果的覺悟，這樣的結局安排，正是賴和對自己主張的以身作則，以及最直接的自我表態。

結語

    賴和生於1894年，隔年台灣割讓日本，1943年過世，兩年後台灣光復，他的一生，約略與日本殖民統治相始終，正如他的詩句「我生不幸為俘囚」，作為殖民地的次等公民，他時時流露出深刻的悲哀感，和對殖民體制的敏銳覺察。賴和曾評論他眼中一代代台灣「島人」的通性：

　　　我們島人，真有一個被評定的共通性，受到強權者的凌虐，總不忍摒棄這弱小的生命，正正堂堂，和他對抗。（1931年元旦〈隨筆〉）

    〈一桿「稱仔」〉一般被歸類為描寫日治時代台灣人民生存處境的作品。主角秦得參，不僅不是啟蒙知識份子，更一點都和文明開化沾不上邊，只是個社會底層安安份份勤勤懇懇的小人物。但很奇妙的，讀者卻可以從秦得參的身上，看到賴和理想中知識份子的形象：有知識份子「覺悟」的清明省察，有勞動階層「犧牲」的決絕行動。最後，引述賴和最讓我感到觸動的一段話：

　　　時代說進步了，的確，我也信牠很進步了，但時代的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？啊！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，不能放在一處並論的喲。（〈無聊的回憶〉）

    賴和自己身處菁英位置，他這番話卻是這麼柔軟，和弱勢的、廣大群眾站在同一立場，去反思所謂的「進步」和「幸福」，是誰要的進步？又造成誰的幸福？答案都絕不會是一般人民。這段話原本針對新式教育的階級性而發，其實所有伴隨所謂文明開化而來的事物觀念莫不如此，「法律」也不例外。賴和偉大之處在於，苛細的法律條文對底層人民的壓迫控制，賴和並不身受其害，卻願意同情共感，去觀照、體察、設想他們的處境，這是我在閱讀〈一桿「稱仔」〉時，從賴和身上學到的、知識份子應有的責任和態度。